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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高墙倒下吧
 
(台湾)李家同(发布时间2008/2/25)
 

访问德蕾莎修女的感想

一、走出高墙

五十年前,一群来自欧洲的天主教修女们,住在印度的加尔各答,她们住在一所宏伟的修道院内;虽然生活得很有规律,可是一般说来,她们的生活是相当安定而且舒适的,修道院建筑以外还有整理得非常漂亮的花园,花园里的草地更是绿草如茵。

德蕾莎修女

整个修道院四面都有高墙,修女们是不能随意走出高墙的;有时为了看病,才会出去。可是她们都会乘汽车去。而且也会立刻回来。

高墙内,生活舒适而安定;围墙外,却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二次世界大战爆发,粮食运输因为军队的运输而受了极大的影响;物价大涨,大批农人本来就没有多少储蓄,现在这些储蓄更因为通货膨胀而化为乌有。因此加尔各答城里涌入成千上万的穷人;据说大约有二万人因此而饿死。没有饿死的人也只有住在街上;一直到今天,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住在街上的人,过着非常悲惨的生活。举个例子来说,我曾在加尔各答的街道上,亲眼看到一个小孩子,用一只杯子在阴沟里盛水洗脸、漱口,最后索性盛了一大杯,痛痛快快地将水喝了下去。就在我住的旅馆门口,两个小男孩每天晚上会躺下睡觉,他们合盖一块布,哥哥大概只有四岁大,弟弟当然更小;两人永远占据同一个地方,也永远几乎相拥在一起;他们十一点准时睡觉,早上六时以后就不见踪影了。

这些孩子,很多终其一生没有能够走进任何一个房子。也可能终身没有尝过自来水的滋味。

住在修道院的修女们知道外面的悲惨世界吗?这永远是个谜。可是对这些来自欧洲的修女们,印度是个落后的国家,这种悲惨情景不算什么特别。她们的任务只是办好一所贵族化的女子学校,教好一批有钱家庭的子女们。

特蕾莎修女就住在这座高墙之内。她出身于一个有好教养的南斯拉夫家庭,从小受到天主教的教育,十八岁进了这所修道院,成为一名修女。虽然她已来到了印度,她的生活仍然是很欧洲式的。

可是有一次到大吉岭隐休的途中。特蕾莎修女感到天主给她一道命令,她应该为世上最穷的人服务。

1948年,特蕾莎修女离开了她住了二十多年的修道院。她脱下了那套厚重的黑色欧洲式修女道袍,换上了一件像印度农妇穿的白色衣服。这套衣服有蓝色的边。特蕾莎修女从此要走出高墙,走入一个贫穷、脏乱的悲惨世界。

高墙到今天都仍存在。可是对特蕾莎修女而言,高墙消失了,她从此不再过舒适而安定的生活:她要每天看到有人赤身裸体躺在街上,也不能忽视很多人躺在路上奄奄一息,即将去世。她更不能假装看不到有人的膀子被老鼠咬掉了一大片,下身也几乎完全被虫吃掉。

特蕾莎修女是一个人走出去的,她要直接替最穷的人服务。即使对天主教会而言,这仍是怪事;很多神父认为她大错特错。可是她的信仰一直支持着她,使她在遭遇多少挫折之后仍不气馁。

到今天,四十六年以后.特蕾莎修女已是家喻户晓的人物。今年11月16日,她将赴台湾的静宜大学接受荣誉博士学位。为了增加对她的了解,我决定亲自到加尔各答看她。

二、我们了解的特蕾莎修女

特蕾莎修女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?

她的第一个特征是:绝对的贫穷。她不仅为最穷的人服务而已,她还要求自己也成为穷人。她只有三套衣服,她不穿袜子,只穿凉鞋。她的住处除了电灯以外,唯一的电器是电话,这还是最近才装的,电脑等一概没有。

她也没有秘书替她安排时间,没有秘书替她回信,信都由她亲笔回。在我去访问她以前,中山大学的杨昌彪教授说她一定会有一群公关人员,替她做宣传,否则她如何会如此有名?而且怎么会有这么多人跟随她?我觉得这好像有些道理,我想如果她有这么一位公关人员,我可以向她要一套介绍特蕾莎修女的录影带。可是我错了,她没有任何公关人员,更没有任何宣传品。

在天主教各个修会人数往下降的时候,她的修会却一直蓬勃发展;现在已有七千多位修女和修士们参加了这个仁爱修会。修士修女们宣誓终其一生要全心全意地为"最穷"(Poorest of the Poor)的人服务。

至于她的思想呢?

特蕾莎修女常常强调耶稣在十字架上临死的一句话"我渴"。对特蕾莎修女而言,耶稣当时代表了古往今来全人类中所有受苦难的人。所谓"渴",不仅是生理上需要水喝,而且也代表人在受苦受难时,最需要的来自人类的爱,来自人类的关怀。

特蕾莎修女成立了一百多个替穷人服务的处所,每个处所都有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苦像;而且在十字架上旁边,都有"我渴"这两个字。她要提醒大家,任何一个人在痛苦中,我们就应在他的身上看到基督的影子;任何替这位不幸的人所做的,都是替基督所做。

特蕾莎的默想祷文这样说的:

一颗纯洁的心,很容易看到基督

在饥饿的人中

在赤身露体的人中

在无家可归的人中

在寂寞的人中

在没有人要的人中

在麻疯病人当中

在酗酒的人中

在躺在街上的乞丐中

穷人饿了,不只是希望一块面包而已,更希望有人爱他。穷人赤身露体,不仅希望有人给他一块布,更希望有人能给他人应有的尊严。

穷人无家可回,不仅希望有一间小屋可以栖身,而且也希望再也没有人遗弃他,忘了他,对他漠不关心。

特蕾莎修女不只是一位社会工作者而已,为了要服务最穷的人,她的修士修女们都要变成穷人,修士们连手表都不准戴。只有如此,被修士修女们服务的穷人才会感到有一些尊严。

只有亲眼看到,才可以体会到这种替穷人服务的精神;他们不只是在“服务”穷人。他们几乎是在“侍奉”穷人。

特蕾莎修女说,她知道她不能解决人类的贫困问题。这个问题,必须留给政治家、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慢慢地解决。可是她等不了,她知道世界上太多人过着毫无尊严的非人生活,她必须先照顾他们。

因为修士修女们过着穷人的生活,特蕾莎修女不需大量的金钱。她从不募款,以她的声望,只要她肯办一次慈善晚会,全世界的大公司都会捐钱,可是她永远不肯。她不愿做这类的事情,以确保她的修士修女们的纯洁。她们没有公关单位,显然也是这个原因。

事实上特蕾莎修女最喜欢的不仅仅是有人捐钱给她,她更希望有人肯做义工。

在特蕾莎修女的默想文中,有一句话我一直不能了解:

一颗纯洁的心

会自由地给与

自由地爱

直至它受到创伤

说实话,我一直不懂,何谓“心灵受伤”。这次去见了特蕾莎修女的工作场所,参加修士修女们的工作,才真正了解所谓“心灵受伤”和爱的关系。

三、和特蕾莎修女的五分钟会面

要见特蕾莎修女,只有一个办法,那就是早上去望六点钟的弥散。我和她约好9月4日早上九点钟见面。五点五十分,我就到了。修女们都已到齐,大家席地而坐,这好像是她的命令;教堂里没有跪凳,一方面是省钱,一方面大概是彻底的印度化。除了修女以外,几十个外国人也在场。后来我才知道这些全是修女的义工,来自全世界。

我到处找,总算找到这个闻名世界的修女,她在最后一排的小角落里。这位精神领袖一点架子都没有,静静地站在修女们的最后一排。

弥撒完了,一大堆的人要见她,我这才发现,特蕾莎修女没有会客室。她就赤着脚站在教堂外的走廊上,和每一位要和她见面的人谈话,这些人没有一位要求和她合影。虽然每人只谈了几分钟,轮到我,已经半小时去掉;在我后面,还有二十几位在等。

她居然不记得她要去静宜接受荣誉博士学位。虽然她亲口在电话中和我敲定11月16日,虽然我寄了三封信给她,告诉她日期已经敲定,可是她仍然忘了是那一天;所以我面交了最后一封信,信上再次说明是11月16日。然后我们又讨价还价地确定她究竟能在台湾待几天,她最后同意四天。

我问她有没有拍任何录影带描写她们的工作,她说没有。我问她有没有什么书介绍她们的生作,她也说没有。可是她说附近有一座大教堂,也许我可以在那里找到这种书。我没有问她有没有公关,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

我想做的事请都没有做到,因为我给了她一张支票,她要签收据,折腾了几分钟。后面还有二十几个人,我只好结束了会面。我后面的一位只说了一句话“我从伦敦来的”,一面给她一些现款,一面跪下来亲吻修女的脚;她非常不好意思,可是也没有拒绝。我这才发现,她的脚已因为风湿而变形了。

四、“垂死之家”的经验

我在加尔各答可以有三天的自由活动,因此决定去修女创办的“垂死之家”做义工。

垂死之家,是特蕾莎修女创立的。有一次她看到一位流浪汉坐在一棵树下。已快去世了,她在火车上.无法下来看他;等她再坐火车回来,发现他已去世了。当时她有一个想法,如果有人在他临死以前和他谈谈,一定可以使他比较平安地死去。

还有一次,特蕾莎修女在街上发现了一位老妇人,她的身体到处都被老鼠和虫咬坏。她将她带到好几家医院,虽然有一家医院终于接受了她,但她在几小时内就去世了。

特蕾莎因此创立了垂死之家,在这里的人,是病危而且无家可归的流浪者。

加尔各答满街都是无家可归的人。晚上出去必须小心走路,不然一定会碰到睡在地上的人。有一位义工告诉我,有一位爱尔兰女士,每天在街上走来走去;如果看到有病重的人,就会送到垂死之家去,她也会常常发现麻疯病人。特蕾莎修女和一家救护车行,有一种共识,他们会替她服务,会将这种病人送到修女的麻疯病院去。

在垂死之家,病人有人照顾;即使最后去世,在去世以前,至少感到了人间温暖;因为修士修女们都非常地和善,他们尽量地握住病人的手。如果病人情形严重,一定有人握住他的手,以便让他感到人类对他的关怀和爱。

虽然特蕾莎修女是天主教修女,她绝对尊重别人的宗教,每一位病人去世以后,都会照他的宗教信仰火葬。

9月4日,垂死之家的义工奇多,可是每个人都忙得不亦乐乎。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洗衣服。洗了一个小时,我溜到楼上去晒衣服,这才发现他们连夹衣服的夹子都没有。正好碰到大风,只好每件衣服都打个结。

晒衣服回来,忽然有人叫我:“修士,有人去世,你要来帮忙抬遗体。”我不是修士,可是也不敢否认,因此我就去抬了,抬入一间暂停的停户间。我没有看到她是什么样子,只感到她的遗体轻得出奇。

快十一点了,一位神父来做弥撒。经文用英文,可是所有的圣歌都是用印度文,极像佛教僧侣的吟唱,只是更有活力,调子也快得多;除了风琴之外,还有一位男修士在打鼓。这些男修士唱歌的时候,活像美国黑人唱灵歌一样地陶醉。很多修女在弥撒时继续工作,只有领圣时候才前去领圣体。弥撒完了,我们要去送饭,我发现病人们吃得还不错,是咖哩肉饭。在这以前,我注意到一个年轻的病人,顶多十五岁,他曾经叫我替他弄一杯牛奶喝,我也一匙一匙地喂他,现在他又要我喂他吃。一位修女说我惯坏了他。因为他一向都是自己吃的。修女说显然他很喜欢我,吃完了饭,他还要拉着我的手不放。

快到十二点的时候,一个家伙来找我,“修士,那位病人要上厕所。”我这才知道,这位年轻病人已弱得不能走路,我扶着他慢慢走去,发现他好矮。他上厕所的时候完全要我扶着,这里是没有马桶的。

义工哪来的?做什么事?绝大多数义工来自欧洲,也有来自日本和新加坡的;我没有碰到来自美国的义工,也只见到一位印度义工,而且是从欧洲回来的。其他一半义工大概是在校的学生,暑假全泡在这里了;另一半大多是已就业的人士。令我感到吃惊的是很多医生来了,我就碰到六位,都来自欧洲。还有一位是意大利的银行家,虽然他不讲,也看得出来,他每年必来,一来起码两个星期。年轻的义工常常在此工作三个月之久。

义工无贵贱,过去美国加州州长在此服务过一个月,修女们假装不认识他,他的工作也和大家一样。

第二天,我发现我的工作更多了,第一件是洗碗,用的清洁剂是石灰,看起来好脏;病人的碗都是不锈钢的,不怕这种粗糙的石灰,不过水很快就变成黑水。第二件工作是替洗好澡的病人穿衣服,我这才发现病人有多瘦,瘦得像从纳粹集中营里放出来的,似乎一点肉都没有了。

在任何时刻,病人都会要水喝。我们义工不停地给他们水喝;有时也要给他们冲牛奶。有一位病人最为麻烦。他一开始认为我不该给他冷牛奶,我只好去找热水。厨房的厨娘不是修女,凶得要命,用印度话把我臭骂一顿。我不懂我做错了甚么,只好求救于一位修士。后来才知道,我不该将病人用的杯子靠近烧饭的地方。好不容易加了热水,他又嫌太烫,我加了冷水,他又说怎么没有糖;好在我知道糖在哪里,加了糖以后,他总算满意了,也谢了我,且叫我好孩子。我在想,这位老先生一定很有钱,过去每天在家使唤佣人,现在被家人遗弃,积习仍未改。可是因为我们要侍奉穷人,也就只好听由他使唤了。

第三件工作是洗衣服,无聊之至。洗衣中,又有人叫我修士,要我送药给病人,我高兴极了,因为这件事轻松而愉快。有一位年轻的修士负责配药,配完以后,我们给每一位病人送去。所以我的第四件工作是送药。

送药送得正起劲,一个家伙来找我,他说:“修士,我是开救护车的,你要帮我抬四个遗体到车上去。”我背部曾受过伤,重东西早就不抬了;可是修士是什么都要做的,我只好去抬。好在遗体都已用白布包好,我看不见他们什么样子。

上车以前,我抓了一位年轻力壮的修士与我同行,因为我毕竟不是修士。也不懂当地法律,万一有人找起我麻烦来,我应付不了,那位修士觉得有道理,就我和一起去了。

这位修士十九岁,身强体壮,一看就可以知道出身富有家庭,否则不会体格如此之好。他在一所大学念了一年电机,就决定修道,参加这个修会。这位修士其实是个漂亮的年轻人,只是脸上有一个胎记,使他看上去好像脸上有一个刀疤。他就是昨天在弥撒中打鼓的那一位,十分外向,老是在讲笑话。途中我想买一瓶可口可乐喝,他说他不可以接受我的可口可乐;他说他不戴表,曾经有人要送他一只表,他也没有接受。他说他唯一的财产是三套衣服,一双鞋。万一鞋子坏了,可能要等一阵子才会有新的给他;他满不在乎地说,他可以赤脚走路。说到赤脚,他拍一下他的大腿,痛痛快快地说:“我要一辈子做一个穷人,做到我死为止。”他说的时候,满脸笑容,快乐得很。

我在想这小子,如果不做修士,一定有一大批女生追他,他一定可以过好的日子,可是他现在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三套衣服,可是他那种嘻嘻哈哈的样子,好像他已拥有了一切。

火葬场到了,这所火葬场有一大片房子,房子里外全是乞丐。我们三人将遗体搬到一个炭堆上,就放在那里,什么时候火葬,我们不知道。我感到这好像在丢垃圾,使我非常难过。有一个遗体的布后来散了,我认出这是一个年轻人的遗体。他昨天什么都不吃,一位修士情急之下,找了极像奥黛利赫本的英国义工来喂他,却也动不了他求死的决心,昨天下午就去世了。还好死前有人握了他的手。据说他在垂死之家四进四出.好了就出去流浪,得了病又回来。最后一次,他已丧失斗志,不吃饭不喝水,也几乎不肯吃药,只求人家握住他的手。

遗体放好,我们一转身。二只大乌鸦立刻飞下啄食。它们先用脚熟练地拉开布,然后就一口一口地吃起来。死者的手,原来放在身上的,因为布被拉开,我眼看他的右手慢慢地垂了下来,碰到了地。布一旦被拉开,我也看到了他的脸,两只眼睛没有闭,对着天上望着,满脸凄苦的表情。我们都吓坏了,跑回去赶乌鸦。我找到了一块大木板,将遗体盖上,可是头和脚仍露在外面。

虽然只是几秒钟的时间,那孩子无语问苍天的凄苦表情,以及大乌鸦来啄食的情景,已使我受不了了。

回来以后,还有一件事在等着我,又有人叫我:“修士,我要你帮忙。”原来我们要抬去倒。垃圾中包含了死者的衣服,垃圾场要走五分钟,还没有到,一堆小孩就来抢:垃圾堆上起码有三十只大乌鸦在争食,更有一大批男女老少在从垃圾堆里找东西。

贫穷,贫穷,贫穷,这次我真的看到了贫穷所带来的悲惨。由于大家的推推拉拉,我的衣服遭了殃;我当时还穿了围裙,围裙一下就变脏了。

我的心头沉重无比。这种景象,以前,我只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;现在,活生生地呈现在我的面前。

回到垂死之家,一位修女下令叫我去教堂祈祷,她说修士们都已去了,我也该去。修士们果真在。那位陪我去的修士盘腿而坐,两手分开,低头默想,看上去像在坐禅,嘻皮笑脸的表情完全没有了。

而我呢?我坐在他们后面,还没有坐稳.我的眼泪就泉涌而出。我终于了解了特蕾莎修女的话:

一颗纯洁的心

会自由地给与,

自由地爱,

直到它受到创伤。

我过去也号称为穷人服务过,可是我总找些愉快的事做。我在监狱里服务时.老是找一些受过教育的年轻人做朋友,绝不敢安慰死刑犯;不仅怕看到手铐和脚镣,更怕陪他们走向死亡。我不敢面对人类最悲惨的事。

现在我仍在做义工。可是是替一群在孤儿院的孩子们服务;这群孩子,被修女们惯坏了,个个活泼可爱而且快乐。替他们服务不仅不会心痛,反而会有欢乐。

我虽然也替穷人服务过,可总不敢替“最穷”的人服务;我一直有意无意地躲进人类的真正穷困和不幸。因此我虽然给过,也爱过,可是我始终没有“心灵受到创伤”的经验。现在我才知道,其实我从来没有真正地爱、真正地给过。

可是五十六年来舒适的日子,忽然被这二小时的悲惨情景所取代。我想起那四位死者,其中一位低垂的手,对着苍天望的双眼。此时窗外正好下着大雨,他不仅在露天中被雨淋,还要被乌鸦啄。我这次确确实实地感到难过到极点了。

耶稣的苦像在我面前,我又看到了“我渴”。做了四十年的基督徒,今天才明了了当年耶稣说“我渴”的意义。可是我敢自称是基督徒吗?当基督说“我渴”的时候,我大概在研究室里做研究,或在咖啡馆里喝咖啡。

我向来不大会祈祷,可是这一次我感到我在和耶稣倾谈,我痛痛快快地和耶稣聊天,也痛痛快快流泪;泪流了一阵子,反而感到一种心灵上的平安。我感谢天主给我这个抬死人遗体和到垃圾场的机会。我感到没有白活这辈子。抬起头来,却发现那位修女坐在我的旁边;他显然是看到我流泪,来安慰我的。

他说:“先生,你的汗味好臭,我们都吃不消你的臭味,你看,修士们都被你臭走了。现在只有我肯陪你,你比我们印度人臭多了。”

我知道他是来安慰我的。虽然我汗流浃背,衣服全湿了,也的确臭得厉害,可是他笑我比印度人臭,总不能默认,因此我做了一个手势假装要打他一拳。

当时我们仍在圣堂内,这种胡闹实在有点不像话。我们同时走到圣堂外面去,那位修士,四处张望一下,发现无人在场,做了一个中国功夫的姿势,意思是如果我要揍他,他武功更好。

他说其他义工都只穿短裤和T恤,只有我穿了一件衬衫和长裤。修士们都穿衬衫和长裤,我当时又没有戴手表,才会被误认为修士。他调皮地说:“下次再来,一定仍陪你去火葬场,你最像抬遗体的人。”我听了以后,心里舒服多了。

离开垂死之家以前,我又帮忙洗了碗。

在大门口,这位修士背了一只麻布口袋准备离去,口袋上写着M·C·(Missionaries of Charity)。他看到了我,对我说“明夭我不来这里",然后他调皮地说“修士,再见"。

我注视他的麻布口袋,以及他衣服上的十字架;好羡慕他。他看出我的心情,两手合一地说:“只要你继续流汗,流到身体发臭,你就和我们在一起。"

我也两手合一地说:“天主保佑你,我们下次见面,恐怕是在天堂了。"我看到他拿起袖子来偷偷地擦眼泪。

第二天,我坐计程车去机场,又看到了一位修士和一位日本义工在照顾一位躺在街上的垂死老人。今天清晨,老人的家人将他抬来,遗弃在街头。修士在叫计程车,日本义工跪下来握住老人的手。他是医生院的学生,看到我,他说,“绝无希望。"虽然也许真的没有希望,可是这位老人至少知道,世上仍有关怀他的。

我当时恨不得不再走回计程车,留下来永远地服务。

虽然只有两天,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永生难忘。

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。

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在阴沟里盛水喝。

我忘不了两个小孩每晚都睡在我住的旅馆门口,只有他们两人,最大的顶多四岁。

我忘不了垂死之家里骨瘦如柴的病人。

我忘不了那位年轻的病人,一有机会就希望我能握住他的手。

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,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,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。他们的眼睛望着天。

我忘不了垃圾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,他们和野狗和乌鸦没有什么不同,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丝尊严。

可是我也忘不了特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,和她慈祥的微笑。

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们无限的爱心和耐心。

我忘不了修士修女们过着贫穷生活时心安理得的神情。

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,什么工作都肯做。

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乞丐手的姿态。

虽然我看见了人类的悲惨的一面,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。特蕾莎修女最大的贡献,是她将关怀和爱带到人类最黑暗的角落。我们更应该感谢的是她们感动了多少人,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。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。

五、让高墙倒下吧

特蕾莎修女当年并不一定要走出高墙的。

她可以成立一个基金会。雇用一些职员,利用电脑和媒体,替穷人募款,然后找人将钱“施舍”给穷人。她也可以只是白天去看看穷人,晚上仍回来过欧洲式舒适的生活。

甚至她只要每周有一天去服务穷人一下,其他的日子都替富人服务。

可是她自己变成了穷人,因为她要亲手握住贫穷人的手,伴他们步向死亡,再也不逃避世上有穷人的残酷事实。她不仅照顾印度的穷人,也照顾爱滋病患者。最近,高棉很多人被地雷炸成了残废,没有轮椅可坐,特蕾莎修女已亲自去面对这个事实。

她单枪匹马走入贫民窟,勇敢地将世人的悲惨背在自己身上。

她完全走出了高墙。

我们每个人都在我们心里筑了一道高墙,我们要在高墙内过着天堂般的生活,而将地狱推到高墙之外。这样,我们可以心安理得的假装人间没有悲惨,尽管有人饿死,我们仍可以大吃大喝。

让高墙倒下吧,只要高墙倒下,我们就可以有一颗宽广的心。

有了宽广的心,我们会看见世上不幸的人,也会听到他们的哀求:“我渴。”

看见了人类的不幸,我们会有炽烈的爱。

有了炽热的爱,我们会开始替不幸的人服务。

替不幸的人服务,一定会带来我们心灵上的创伤,

可是心灵上的创伤一定会最后带来心灵上的平安。

如果你是基督徒,容我再加一句话:

只有经过这个过程,我们才能进入永生。

(写于1994年)

 

李家同简介:
1939年1月5日生。安徽合肥人,台湾大学电机系学士,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电机及计算器系博士。曾任职美国NCR公司、美国国家卫生总署及美国海军研究所。

1975年返台后,即进入清华大学任教,曾任应用数学研究所所长、电机所所长兼系主任、工学院院长、教务长。在教务长任期内推动简化注册手续、加强学生英文能力、以及计算机能力鉴定考试等均具新意。1993年3月起代理校务,身兼校长与教务长两职。1994年1月,卸下代理校长一职后,于1994年2月至1999年6月,担任静宜大学校长。1999年7月至11月,担任暨南国际大学校长。曾两度担任国际计算机会议分组会议主席。现任"中央研究院"资讯科学研究所代所长、国际电子工程学会台湾分会副理事长、清华大学及暨南国际大学教授。曾获得五次连续的"国科会"杰出研究奖,"教育部"工科学术奖、侯金堆杰出荣誉奖和旺宏电子讲座教授,美国电机电子学会的荣誉会士,并且曾担任过十一种国际学术刊物的编辑委员。著有论文数十篇,研究成果具有一定国际影响。

在担任代理校长期间,极为关怀弱势学生,是最早在大专院校推行增加残障学生就读机会、创造无障碍环境者。清华各学系全部开放招收视障学生;成立 "盲友有声书籍服务委员会"等均为其重要事迹。他不仅是盲友会的创办人,也一直是该会的义工与赞助者,并且长期于德兰中心从事义工服务。他的努力,使清华校誉日隆,在台"教育部"初步完成的十二所公立大学中程校务发展计划评鉴中,清华大学表现最为优异,在九项考评项目中,囊括七项"最优"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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