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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公的教育思想
 
(发布时间2012/4/27)
 

(1)制礼作乐,敬德保民

周公

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,并不限于“礼仪三百,威仪三千”一类的礼节。《左传》文公十八年,季文子使太史克对鲁宣公说:“先君周公制《周礼》曰:则以观德,德以处事,事以度功,功以食民。”周公制订周礼说,礼仪用来观察德行,德行用来处置事情,事情用来衡量功劳,功劳用来取食于民。可见“周礼”包括“观德”、“处事”、“度功”、“食民”等方面的内容。《左传》昭公二年记载韩宣子至鲁,在太史那里观看册书,看到易、象和鲁春秋,说:“周礼都在鲁国了,我现在才知道周公的德行和西周之礼所以能成就王业的缘故了。”这说明周公制礼作乐的内容十分广泛。简单地说,周公所作之礼,是西周时期的一系列典章制度,其中以政治制度、宗教礼仪以及道德伦理规范为主,同时还包括人们的生活方式等等。而周公作乐,则不仅包括乐曲,而且还包括诗歌、舞蹈等项内容。

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西周王朝的统治,维护“亲亲”与“尊尊”的宗法制及等级制。同时,周公制礼作乐也是对夏商两代礼乐制度的继承和发展。他是承上启下的人物,既是集大成者,又是创新者。“周虽旧邦,其命维新”。意思是周族虽是一古老的邦国,但承受了天命就换上了一番新气象。周公开创的灿烂大备的西周一代文化教育,同时也为后世文化教育的发展开辟了道路。

敬天保民是商代统治者的神道设教思想,周公改为敬德保民,强调“明德”这一点,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。周公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,他看到商代统治者,如纣王,口口声声说“我生不有命在天”,但仍挽救不了他的灭亡。于是提出必须重视统治者自身的道德修养,才能永保天命,维护其统治。所以他说文王“克明德慎罚,不敢侮鳏寡,庸庸祇祇,威威显民,用肇造我区夏,越我一二邦,以修我西土。惟时怙冒,闻于上帝,帝休,天乃大命文王。”意思是说,文王能够修明自己的德行,对于刑罚做到小心谨慎,他不敢轻看和虐待那些鳏夫寡妇,他任用该任用的人,尊敬该尊敬的人,惩罚该惩罚的人,他的德行在人民中间非常显著,这样,他就开始把我们的国家和我们几个友邦建立在中夏地区,把我们的西方治理得很好。他的德行叫上帝知道了,上帝很喜欢他,就命令他把殷灭掉,他从此就承受了殷人原先所受的天命和殷人的疆土和人民。周公向统治集团提出了“小民难保”的警告,认为小民是最难安抚的,你们要事事留心,要加强自身的德行修养。“丕则敏德,用康乃心,顾乃德,远乃猷,裕乃以民宁,不汝瑕殄。”要效法古人修明德行的作风,来安定自己的意志,检查自己的德行,放远自己的规划,只有这样做,才能把这里的人民安定下来,我也不至于加罪于你,教你的国家灭绝。认为只有言行符合明德,才能保住小民,即“乃以民宁”,不会灭亡。周公在“敬天保民”的思想中掺入了“明德”这一内容,是对商代奴隶主一切听命于天的思想的修正和补充,为后来孔子与儒家的德治主义开了先河。

周公的“敬德”思想包括了丰富的内容,其一是要求统治者明察情况,用贤去奸,不可一味使用暴力,用刑要谨慎,这属于政治的范畴;其二是要求统治者勤于国事,检点自己的言行,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,这属于道德教育的范畴;其三所论之德是人自身的一种属性,这属于古代人性论的范畴。以上三点可以分别称之为“德治”、“德行”与“德性”,讲的都是修己治人或修己安人之道,是十分现实的政治、伦理、教育问题。周公的敬德思想着重于人事的努力与个人的行为表现,包含唯物主义的因素,要求加强对人的后天教育。因此他既言德又言教。他在《尚书●酒诰》中反复言“教”:“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,无彝酒。”“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,其尔典听朕教。”意思是说文王常教育训诫勉励年轻一代做好本职工作,无常饮酒,嘱咐他们常“听我教诲”勿违犯。这表明周公强调“以教育德”,他从敬德思想出发,重视教育的作用,从而促进了“六艺”教育的兴起。

周公从制礼作乐及敬德保民思想出发,把教育视为治国安邦的重要武器,这对周以后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。孔子“为政以德”的主张,《学记》“化民成俗,其必由学”的思想,以及历代统治者关于“以教化为大务”的见解,都可以说是对周公这一思想的继承与发展。

(2)孝友为德,力戒贪逸

周公说:“我受命无疆惟休,亦大惟艰。”他深知周室受命于天,虽取代了殷人,但仍有“大艰”,不可轻忽。他又说:“无不可信,我道惟宁王德延。”他恳切地告诫周室统治者,只有加强修己敬德,孝友为德,才能使文王开创的国祚永年。他把道德教育视为关乎国家千秋大业的事情。

如前所述,周代为了加强统治,建立了宗法制度,政统与血统相结合,特别重视孝、友的教育,使父子、兄弟都遵守孝悌之道。周公把不孝、不友看做是最大的罪恶。他在《尚书●康诰》中说:

“子弗祇服厥父事,大伤厥考心;于父不能字厥子,乃疾厥子;于弟弗念天显,乃弗克恭厥兄;兄亦不念鞠子哀,大不友于弟。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,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,曰: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!”

他的意思是说,当儿子的不能尽心给他父亲做事情,却大大地伤了他父亲的心;当父亲的不爱他的儿子,却仇恨他的儿子;当弟弟的不讲做人的道理,不能尊敬他的哥哥;当哥哥的也不体念父母养育儿子的劳苦,很不友爱他的弟弟。像这一类坏人,当君长的如果不处罚他们的罪行,那上天给人民所规定的做人的道理就会完全叫他们破坏了。所以说要赶紧用文王所规定的刑罚去惩罚他们,万不能饶恕他们!周公对孝悌之道特别重视,这是和周代的亲亲、尊尊的宗法制度相联系的。

据《尚书●君奭》记载:“召公为保,周公为师,相成王为左右。”周公自担任周成王太师后,一方面辅佐成王,施政于朝,另一方面也继承了前代师保之教的优秀传统,力尽师保之责,对成王的教诲十分成功。在《尚书●无逸》篇记载了的“体恤下民,力戒贪逸”的教育主张。他说:

“呜呼!君子所其无逸。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,则知小人之依。相小人,厥父母勤劳稼穑,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,乃逸乃谚,既诞,否则侮厥父母曰:‘昔之人无闻知’。”

他的意思是说,在上位的君子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也不要贪图安逸!先要去体验小民种庄稼的艰难,然后再过安逸的生活,就会了解小民的痛苦。你要看看那些小户人家,他们的爹娘辛辛苦苦地种庄稼,到了他儿子这一代却不知道种庄稼的艰难,只是贪图安逸,放荡不恭,等到放荡久了以后,倒反侮辱他的爹娘说:“上一代的人什么都不懂。”

周公善于运用历史告诫教导成王,他以商代的“明王”祖甲为例:

“其在祖甲,不义惟王,归为小人,作其即位,爰知小人之依,能保惠于庶民,不敢侮鳏寡;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,自时厥后立王,生则逸;生则逸,不知稼穑之艰难,不闻小人之劳,惟耽乐之从。自时厥后亦罔或克寿,或十年,或七八年,或五六年,或四三年。”

他说祖甲认为代兄称王是不义,因而逃往民间;后来即了王位,他就知道小民的痛苦,能够保护和喜爱小民,连鳏夫寡妇都不敢轻慢;所以他的寿命也长久,他在王位一共是三十三年。从此以后,殷朝的国王,一生下来就过着安逸的生活,既然生下来就安逸,也就不知道小民种庄稼的艰难,更听不到小民的痛苦,只是沉醉于玩乐。所以从此以后的国王没有一个人的寿命是长久的,他们在位的时间,有的是十来年、七八年、五六年,还有的只三四年。周公以此教育成王及周室子弟:后世国君是否能不忘先王创业和守成的艰难,是否能悉心体察民情并具备不图安逸的品德,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存亡、朝代的兴衰。

此外,在道德修养的方法上,周公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一是教育王室成员应了解古今兴亡的历史经验教训,扩充自己的见闻,即所谓“高乃听”,在《尚书●康诰》中说:“我时其惟殷先哲王德,用康乂民作求”,“汝丕远惟商耇(gǒu,音狗,老,高年)成人,宅心知训”。意思是说,在这里我们应效法殷代先世圣王的德行,去安抚和治理殷民,要和殷商的年老有德的人多接近,诚心接受他们的教训。这就是说,要借鉴前人以往的经验来充实完善自己,使自己的修养不断提高。二是教育王室成员从自身方面,严格要求,即所谓“永观省,作稽中德”。他说:“呜呼!小子封,恫瘝乃身,敬哉!”“小人怨汝詈汝,则皇自敬德。”意思是说,年轻的封啊,你要把人民的苦痛当做自己的苦痛一样,你应时时注意,严格要求自己啊!如果有小民在恨你骂你,你会更加严格地修养自己的德行,“宽绰厥心”,开阔自己的心胸。通过这样一些方法不断的修养,实现“作稽中德”、“作汝民极”的道德要求。

(3)勤勉从政,谨言慎行

周公反复强调君臣上下必须戒骄戒逸,勤勉从政,谨言慎行。他列举殷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,赞扬他们皆能“治民祇惧,不敢荒宁”,因此都成为颇有政绩的“明王”。他又举周文王为例:

“文王卑服,即康功田功,徽柔懿恭,怀保小民,惠鲜鳏寡,自朝至于日中昃,不遑暇食,用咸和万民。文王不敢盘于游田,以庶邦惟正之供。文王受命惟身,厥享国五十年。”

他说太王、王季都是谦虚谨慎的,文王更亲身做卑贱的事情,他很留心于修筑道路和教导小民种田这些事情,他的为人是又柔和又谨慎,他很爱小民,特别体恤那些鳏夫和寡妇,他每天从早晨忙到太阳偏西的时候,连饭都顾不得吃,因此,他就使得万民同他一条心。文王不敢贪恋游览和打猎,他总是忙着和各国的君长去处理政事。因此文王的寿命也很长久,他虽然已到了中年,才受天命做王,但在位竟达五十年。

周公称颂文王勤奋精神,用以激励成王。同时,他既重言教,又重身教,以身作则,堪称表率。据《史记●鲁周公世家》记载:

“周公戒伯禽曰:‘我文王之子,武王之弟,成王之叔父,我于天下亦不贱矣。然我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,起以待士,犹恐失天下之贤人。子之鲁,慎无以国骄人。’”

这就是著名典故“周公吐哺,天下归心”的由来。“吐哺”,吐出口中的食物。说明周公勤奋、热情,善待来客,甚至“一沐三握发,一饭三吐哺”,停下来招呼客人,如此为国事勤劳、求才殷切。周公以此教育他的长子伯禽,告诫伯禽受封于鲁,小心谨慎,戒骄戒躁,勤勉谦逊。

周公还反复告诫成王要谨言慎行、克己自谦,他反复宣扬“先哲王”的德行:

“昔在殷王中宗,严恭寅畏,天命自度,治民祇惧,不敢荒宁;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。其在高宗,时归劳于外,爰暨小人:作其即位,乃或亮阴,三年不言,其惟不言,言乃雍;不敢荒宁,嘉靖殷邦,至于小大,无时或怨;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。”

他对成王说:我听说从前殷国王中宗,为人庄重谨慎,做事完全依照天命,治理小民十分小心,一点也不敢懈怠;因此他得到了很高的寿命,在王位一共是七十五年。殷另一个国王高宗,长时期在民间吃苦,和小民在一起生活,后来就了王位,忽然得了一种喑哑病,一连三年不能说话,他原先不能说话,后来一说话就得到了臣民的喜悦;他做事是一点也不敢懈怠,因而把殷代治理得很好很安定,以至于大大小小的臣民都很服从他,没有一个人对他有怨言;因此他的寿命也很长久,在王位一共是五十九年。

周公教育成王:圣明的君主,必须克己自谦。对民众的怨恨责骂,应当反躬自责。在《尚书●无逸》篇,他说:

“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,茲四人迪哲。厥或告之曰:‘小人怨汝詈汝。’则皇自敬德。厥愆,曰:‘朕之愆!’允若时,不啻不敢含怒。此厥不听,人乃或诪张为幻,曰:‘小人怨汝詈汝’。则信之。则若时,不永念厥辟,不宽绰厥心,乱罚无罪,杀无辜,怨有同,是丛于厥身!”

周公这段话的意思是说,从殷王中宗、高宗、祖甲到我们的周文王,这四人是最圣明的。如果有人告诉他们说:“小民在恨你骂你啦!”他们就会更加小心地修明自己的德行。他们听到臣民有了过错,就说:“这是我的过错呀!”他们是这样的诚恳,不仅仅是不敢对臣民发怒而已。你如果不听这些正经话,人家就会造谣欺骗你,人家说:“小民在恨你骂你啦!”你就会信以为真。果真是这样,不去思考自己的过失,不开阔自己的心胸,却对于无罪的人随便惩罚,随便杀戮,那么小民就一致怨恨,怨气就会聚在你身上!

周公对成王进行谨言慎行的教育时,郑重指出对待刑狱之事,必须慎之又慎,“勿误于庶狱”。这是他“明德慎罚”思想的体现。他常警告成王:“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!”万不可像殷王纣那样整天胡里胡涂地只管吃酒发脾气呵!他既以此教育成王,也同样身体力行,他还政于成王后,“北面就臣位”,不以功臣自居,态度格外谦逊恭谨,所谓“匔匔(qiong音穷)如畏然”,就是这种克己自谦品德的具体表现。

正是由于周公坚持对成王这般的教诲、倡导和身体力行,造成了周初为政无逸的“王风”——孝友为德、力戒贪逸、勤勉从政、谨言慎行。周公死后,成王不忘其教诲,不敢贪求安逸。成王死后,太师召公、太保毕公,仍坚持周公的遗教,“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,申告以文王、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,务在节俭,毋多欲,以笃信临之作顾命。太子钊遂立是为康王。”成王、康王坚持周公之遗教,勤奋为政,力戒逸乐,造成西周初年的统一稳定的局面,即形成所谓“成康之治”。

周公对成王师保之教的重大影响不仅见于西周,而且波及于后世。例如唐太宗李世民就受周公师保之教的影响,十分重视对太子的教育,特意任命魏征为太子师,令其辑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,名为《自古诸侯王善恶录》,赐给诸王,以加强对唐代王室子弟的品德教育。清代学者皮锡瑞在《经学通论》中指出,魏征的思想与《尚书●无逸》是一脉相承的:“《无逸》见人君当知艰难,毋以太平渐耽乐逸之义,观此知忧盛危明,当念魏征所云‘十渐不克终’矣。”历史已经过去了三千年,但是周公对成王的教育,今天仍发人深省,给人以启示。

(4)识人有方,任人唯贤

周公还教诫成王,为政必以用人为要。诚如崔述在《丰镐考信录》所说:“周公何以作《立政》也?盖治国以用人为要,而用人以知人为先。”

“立政”的“政”训“长”,即“官”。“立政”就是用人立长、任贤官人的意思。周公在《尚书●立政》篇告诫成王,用人乃是从政之根本。他总结了夏商两代用人之得失的经验教训,指出善用人就会出现像夏禹、商汤垂拱而治那样的盛世;不善用人就会像夏桀、商纣一样亡国丧邦。周公悉心向成王教授“官人之法”,认为“官人之法”乃国之大法,是光大德政之根本。他还指出,君主如果深通官人之法,用之都邑,可以和协其民,用于四方,“其在商邑,用协于厥邑,其在四方,用丕式见德。”可以因“大法”而愈显见为政之德。为了使成王掌握官人之法,周公不仅个人竭诚劝教,还在朝廷之上与“群臣陈官人之大法”。所谓“官人之法”主要是识别人才、选拔人才、使用人才三个方面。

关于识别人才。周公总结了夏、殷两代识才的经验。夏代提出了“三宅”,殷代提出了“三俊”。周公说成汤用这种方法考核官吏、选拔人才,结果做到了官不旷其职,德不浮其名。“宅乃事,宅乃牧,宅乃准”。周公认为,夏、殷之所以兴起者,是由于实行了这个原则;而其所以败亡,是因为违背了这个原则。而周代的成功也就是因为继承了这个人才识别的原则。周公坚持识人应“知忱恂(审其心)于九德之行”,即既审视人的内心之德,又考察体现其德的道艺作为。这种兼顾德行与道艺的识人之方,开中国古代人才研究之先声,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也是有意义的。周公主张识人要做到才与职、德与官相结合,而反对“谋面,用丕训德”的办法。“谋面”是以面取人,既不考其德,又不察其行,只是听言观色,凭个人印象与感情取人。“丕”读作“不”,只重表面现象而不重德行,是识人之大忌。周公主张对担负不同官职的人,要从不同的角度,按不同的要求,去考察他们的德与能。属于政务之官,要考察其是否善于理事;属于理民之官,要考察其是否能使民安乐;属于司法之官,则要考察其施法是否公正。周公认为坚持这种方法才能识别与选拔到有德有能的人才。

关于选拔人才。周公在《尚书●立政》篇中提到了夏用“九德官人”,即选拔任用具有宽而栗、柔而立、愿而恭、乱而敬、扰而毅、直而温、简而廉、刚而塞、强而义九种品德的人。这每一种品德,都相反相成,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思想,也包含着丰富的心理气质的内容。周公将这九种品德提出来,作为任人唯贤的成功经验,这是很有意义的。他还教诫成王,任人唯贤,即选拔“吉士”(有德之士),“远 (xian,音先)人”即远离邪佞之人。他说:“继自今立政,其勿以人。其唯吉士,用劢相我国家。”这即是说,任用“吉士”,可使国家有贤人辅政;如果用了“邪佞人”,虽然建立了官制,“国则罔有立政”,就同没有建立一样。更为严重的后果将是国祚绝灭,“是罔显在厥世”,国其无后矣!可见周公对任用贤人是何等的重视。

关于使用人才。周公主张逸于使贤,即要放手使用贤人,不可多加干涉。他说周文王治国是这样的,凡属“有司”所管的“庶狱”之事和“牧夫”所管的“庶慎”之事,一概“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”。即或用或不用,都由有司和牧夫所训执行。“庶狱庶慎,文王罔敢知于茲”。意思是说,周文王从不轻易干预下级职责范围之内的事情。因为这样做,被擢进的贤人才可能充分发挥作用。而逸于使贤,又必须以勤于求贤为前提。周公告诫成王,文王其所以能逸于使贤,正是由于他求贤如渴,不惜劳心、劳力之故。周公认为要像文王那样“克厥宅心”、“克俊有德”,即经过审慎考察,擢进有德之士。一旦任用之后,就要放手使用,君主只需把握国之大体,不过多干预下级行使职权。他的这种勤于求贤、逸于使贤的思想,不失为人才使用上的卓见。

周公倡导的“官人之法”,包括识别人才、选拔人才和使用人才三方面的内容。这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系统阐述人才问题的思想。它直接影响到西周的选贤贡士制度。当时负责任官的司马,其“论辨官材”的原则和方法,正是周公“官人之法”的具体施用。远在三千年前,中国古代就产生了如此系统的人才思想,这在中国乃至世界人才学说发展史和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都是有意义、有价值的。

(5)提倡彝教,化民成俗

周公重视彝教,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不可缺少的政教活动。所谓彝教,就是对庶民经常进行的德行规范教育,即古人所说的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。由周公创制,见于《尚书》的各种“诰”,有不少就是训俗的文件,后世多作宣传教化的“谕俗文”。周公训俗,尤为重视行为规范的教育。他认为庶民若能经常按规范行事,即“民之秉彝”,没有越轨行为,天下就太平了,这即是所谓“好是懿德”。

周公十分重视化民成俗的教化活动,他制礼作乐的主要目的也在于此。如前所述,周公制礼作乐的基本精神在于“明君臣之义”、“明长幼之序”,向整个社会宣扬“贵贱不愆”的宗法等级观念。《礼记●乐记》说:“礼也者,报也。”“报”是古代祭祀有功祖先的礼仪活动,施行“报”礼,其用意在于“报本反始也”,不忘其所由生,不忘其根,从而提倡孝道。西周重视“报礼”,强调“孝道”,是与周公的积极倡导分不开的。

据《孝经●圣治》载:“孝莫大于严父,严父莫大于配天,则周公其人也。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,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。”自周公改制之后的孝,“莫大于严父”,突出了父权思想,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,“严父莫大于配天”,所谓配天之祖即为天子,周天子便成为与国共敬之祖先。君权与孝道结合,即所谓“亲亲父母为首”、“尊尊君为首”。所以说周公提倡的孝道,已能窥见“三纲”思想的萌芽,孝道已成为教化的重要内容,“经国家,定社稷,序民人,利后嗣”,也就是说,孝道具有治理国家、安定社稷、使百姓有序、使后代有利的重要作用。所以周公把孝道教育视为彝教的中心,他在《尚书●康诰》中告诫康叔曰:“元恶大憝,矧惟不孝不友……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,曰: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茲无赦!”他认为人之罪恶莫大于“不孝不友”,凡民众出现了“不孝不友”的人,就是民彝破坏之时,必须立即用文王所作之刑罚规定,严加处置,不得姑息饶恕。

“义”也是民彝的一个重要内容,这与周公直接有关,周公主张对殷人要根据“殷彝”定罪,“用其义刑义杀,勿庸以次汝封。”就是说,应依照殷代的常法来判决犯人的罪,该判刑的就要判刑,该杀掉的就要杀掉,切不可凭你个人的意志断案。在这里“义”是“宜”的意思,适宜、合理的事称“义”,指统治者必须“明德慎罚”。这里把“义”作为对庶民的“训俗”活动,则是“尊尊”的意思。《礼记●丧服》说:“贵贵尊尊,义之大者也。”《礼记●中庸》说:“仁者人也,亲亲为大。义者宜也,尊贤为大。亲亲之杀,尊贤之等,礼所生也。”意思是说,仁是爱人,但最重要的是亲爱自己的亲人;义是适宜,但最重要的是尊重贤人。亲爱自己的亲人,其中还要有差别;尊重贤人,其中也要有等级。所谓礼就是由这里产生出来的。由此可见,“义”表示的是“尊尊”、“贵贵”、“尊贤”,是与“亲亲”相区别的道德范畴,“义”,反映的是阶级关系与等级关系,是礼的重要内容。周公制礼,强化了“义”,后世所推崇的“门外之治义断恩”,门外谓朝廷之间,既仕公朝当以公义断绝私恩,还有所谓“大义灭亲”云云,都是“尊尊”高于“亲亲”,亦即阶级关系、等级关系高于血缘关系的体现。总之,“义”的教育成为中国古代社会道德教化的重要内容,是和周公的倡导分不开的。

据史籍记载,周公曾倡导籍田礼,即始耕典礼。每年春耕时,周天子到国都南郊的公田举行隆重的始耕典礼,旨在提倡勤劳耕作之风。据说《诗经》中的《周颂》为周公所作或为周公所订定。《周颂》中的《载芟》和《噫嘻》篇,就是举行籍田礼时所演唱的诗歌,这是周公曾经进行劝农教化活动的明证。周公提倡始耕典礼,对于巩固新田制,重视农业生产和形成勤于公田耕作的风气,从而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。《周礼●大司徒》中关于教化的职责规定,有“以世事教能,则民不失职”一项。西周以后各朝代,也常设司农司、力田吏以提倡和指导农业生产,“劝课农桑”,这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和勤劳风尚的形成,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。追溯其源,与周公有关。周公推行社会教化,用了很大力量,创制了一套方法,大部分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。周公的主要做法如下。

第一,采风易俗。周公很重视民俗的教育作用,他提倡并亲自进行采风问俗的教化活动。据传,周公为制礼作乐曾采集文王时周地以南的民歌,昭示天下,教人们懂得道德修养的重要性。《毛诗序》说《诗经●豳风●七月》是周公采集的。这与班固关于周太师负有采风之责的说法,正好互相印证。

从有关史料分析看,周公采风问俗的目的有二:一是为了调查施政的得失利弊,以为讽谏之用。如《豳风●七月》以诗的形式记述了农人一年四季劳作生活之苦,周公献于成王,就是劝教成王力戒贪逸,使之“知稼穑之艰难”,“知小人之依”。二是为了化民易俗,实施社会教化。其做法诚如清末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在《论礼仪》一文中所说:“于习之善者导之,其可者固之,有弊者严禁以防之,败坏者设法以救之。”周公大力禁止酗酒之风,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事例。周人曾染上了酗酒的恶习,反映了骄奢之风在滋长。周公为杜绝这种危害,严肃警告人们,酗酒风起,必定会造成“大乱丧德”的后果。

周公还改革过婚俗。西周初年婚姻状况混乱,老妇与少子亦可成婚。后周公进行了婚制改革。据王国维考释“同姓不婚”是周人“大异于商者”的。周公提倡“同姓不婚”的新礼俗,有两方面的作用。一是“男女同姓,其生不蕃”,异姓结婚有利于加强种族的生命力;二是使非姬姓服从姬姓,既严男女之别,又可抬高周族姬姓的地位,达到进一步巩固宗法制度的目的。周公的这些活动,在施行教化、整饬世风方面,发挥了很大作用。

第二,颁布诰训。周公运用文字或口述的形式,有目的地宣扬教化,创制了诰训一类的文告。现存的《尚书●周书》中保留了一部分,内容都是用孝亲、守法教导民众,要求人们互相劝勉,形成有利于周室统治的民习民风。这是进行社会教化颇有影响的一项措施,常常能收到家喻户晓的效果。周以后的各代统治者,很多继承了这种“训俗”之法,曾颁布箴规、诰训以及“圣谕”、“谕俗”等文告,有的还亲自讲述,或让乡里中“老成贤德之士”进行解说,以扩大影响。

第三,制定礼乐。礼乐渊源很久,但也是来自民俗,故《周礼》云:“礼俗从取其民。”周公制礼作乐旨在“一民心,齐民俗”。“礼,履也。国人所践履。”它有规范人们道德行为的作用。“乐也者,动于内者也”。它有培养人们道德感情与情操的作用。周公把握了礼乐特点,精心制作,所以周人的冠、婚、丧、祭和视、听、言、动,都由礼乐的节文加以规范。由于“上行下效,风过草偃”,所以礼乐行之于上,必化而为“风”;民习行之于下,定变而为俗。周公这种制礼作乐以正风俗的做法,既收效于西周,又影响于后世,成为中国古代施行社会教化的传统。

周公在观民风、化民俗的社会教化方面,有丰富的经验。他主张因势利导,提倡“平易近民”。据《史记●鲁周公世家》载,周公长子伯禽与太公望(姜尚)初封鲁与齐,伯禽三年而政成,太公五月而政成。为什么两人会一迟一疾呢?伯禽是“变其俗,革其礼,丧三年然后除之,故迟”。而太公则是“简其君臣礼,从其俗为也”。周公根据两人对礼俗的不同处置,而造成为政效果的不同,提出为政化民必须“平易近民”,他说:“夫政不简不易,民不有近;平易近民,民必归之。”这说明周公既重视化民易俗,又懂得民俗的特点,难于更易而又可以更易。“平易近民”的主张就是他根据这种特点提出的,是很有见地的。周公在治理殷民及被征服的东方各族时,就遵循这一原则,注意尽量保留这些民族有益的风俗习惯不变。他还提出“各安其宅,各田其田”,这对减少敌对情绪,接受周公的社会教化,稳定政局,发展生产,都是有积极作用的,所以深得民心。荀子在《王制》篇中盛赞周公说:

“故周公南征而北国怨,曰:‘何独不来也!’东征而西国怨,曰:‘何独后我也!’孰能有与是斗者与!安以其国为是者王。”

意思是说,当周公向南面去征伐的时候,北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:“为什么单单不到我们这里来呀!”向东面去征伐的时候,西方国家的百姓就埋怨着说:“为什么单单把我们放在后面呀!”试想还有谁能和这样的人抗争呢?因此凡有能够把他的国家照这样做的,就能称王于天下了。

总之,周公特别突出“德治”思想,强调民心归向,处处炫耀祖宗德业。“任德教”是他教育思想的主旋律,对后世发生了深远的影响,终于使中华民族在古代就以“教化有方”、“礼仪之邦”而著称于世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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